【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这不仅仅是债务，这是犯罪！”
面对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2018年获取的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现任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愤慨地表示，这一债务将压在阿根廷子孙的头上，对阿根廷未来极其不利。
【资料图】
这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被指责，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世界银行。再有一年，这两家机构就要迎来它们80岁的生日。这两个经由布莱顿森林会议设立的国际性组织，从其成立之初，便将构建国际经济与发展秩序、推动国际援助等问题视为其核心任务。这两个布莱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成立时的基本理念是希望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将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在宏观层面上组织起来，以求稳定汇率、预防主权货币竞争性贬值、并促进战后经济恢复与增长。
布莱顿森林体系及其机构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批持金融保守主义观念，但又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的美国财政官员。其中，罗斯福政府的财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更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小亨利·摩根索
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坚定信仰者，摩根索坚信，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同样能复制到全球，帮助整个世界走出因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在摩根索看来，美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与之前欧洲的那些全球性帝国不同，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霸权者。因此只有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才能有序地进行战后恢复，并形成一个非歧视性、经济互助的基本秩序格局。
在摩根索的构想中，强力政府是制约金融投机者们唯一有效的力量。这个构想充分体现在了摩根索于布莱顿森林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用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且无比强硬的表述，强调“要把那些放高利贷的投机者们从国际金融圣殿中赶出去”。
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莱顿森林机构从其酝酿之初，便带有明确的美国中心世界秩序理想。其推动者们相信，在美国实践并获得成功的经济与政治经验，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建构复制到全球。
早在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便将这个制度建构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助理财长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命其着手准备一份建设“同盟国间稳定基金”（inter-Allied stabilization fund）的备忘录，以此为“战后国际货币协议提供基础”。
几年之后，当向时任总统杜鲁门阐释这一构想时，摩根索表示，建设这一国际金融组织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转移到美国财政部手中，并以此来构建一个国际间金融活动的新理念”。这一新理念包含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将美元构建为战后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1942年3月，就在二战同盟国战局最为低迷的时刻，接受了摩根索委托的怀特完成了一份方案。彼时，同盟国在亚洲与太平洋的局面极为吃紧，新加坡沦陷，13万英、印、澳大利亚士兵在新加坡与马来亚被日军俘虏。但是，在这份被称为《怀特方案》的计划中，美国却已经开始构想起了战后世界格局。
方案中提出，美国战后将会遇到三个重要挑战：第一，避免国际货币与信用体系崩溃，避免全球货币兑换机制出现动荡；第二，迅速恢复国际贸易；第三，为全世界战后重建、赈济、经济恢复提供巨量的资本。怀特强调，美国应当提早为建设相应的国际机构做准备。支撑这种机构建设理想的基本意图，则是推动美元在战后成为世界经济中唯一的黄金对等货币。简单的说来，就是要在战后的世界中让美国控制黄金，而非黄金控制美国。
作为核心推动者，美国对布莱顿森林机构的架构及其行动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作为创始会员国之一，美国是两个机构的最大股东，其股权占比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国家。相应地，美国在两个组织的决策上也拥有极为重要的发言权。除此之外，在人事任命上，美国完全控制了两个组织关键职位的任命权。
从机构使命上，世界银行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国家，目的是通过金融和技术支持，促进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关心全球性金融稳定与国际间经济合作等宏观经济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向成员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金融援助和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管理经济和金融风险。
但在实际操作上，两个机构的实践经常重叠。特别是在向贫困与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两个机构都会附加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而这类政策性“建议”则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教条。并且，由于许多国家在向IMF借款时，基本都处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边缘，因此在面对一系列干涉主权的政策性“建议”时，这些国家往往很难有真正的谈判能力。
由这些布莱顿森林机构开出的发展“药方”，以激进的市场化教条为主导，重点推动放松金融监管、税收改革、减少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支持政府财政紧缩政策、加速深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与浮动汇率、进一步为海外直接投资放开市场等一揽子自由化改革政策。
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让渡政府监管权力，放开国内市场，为本土私有化与国际资本深度渗透本地市场提供充分机会。这种极度市场中心主义的改革方案，还有一整套政治道德叙述作为支持。
